---

2108年5月7日《焦点访谈》

　　5月7日晚间，央视《焦点访谈》以专题《新药审批进入快车道》再度聚焦新药审批、临床试验、一致性评价等医药行业的热点话题。

　　在央视节目中，重点围绕中办、国办于2017年10月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文件分析——这一文件被业界广泛称之为2017年度“最重磅”医药政策，将全面影响医药行业从生产研发到流通和使用的全部环节，深刻影响医药行业内每一家药企、医院和个人。

　　多年来，新药在中国上市很慢，一些国外的好药迟迟难以进入中国市场。围绕此次《意见》，健识局进行不同侧面解读，受到业界广泛关注；而尽管如此，这一贯穿医药行业全流程文件中依然包含的诸多“重要信息”，仍待行业进一步细细体会。

以下解读来自央视网

海外代购涉嫌违法患者为求活命甘愿铤而走险

　　海外代购药品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现象。在QQ上输入“丙肝”二字，就能找到很多代购治疗丙肝药物的群，有的直接标明印度直邮、新药代购等字样。对于一些丙肝患者来说，到海外代购药品已经好几年了。前几年在美国上市的一种新药，由于治愈率比较高，被称为治愈丙肝的神药，一个疗程的药品在美国的售价高达8万美元。不仅贵，直到2017年9月前，这种药还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而同样剂量的药通过网络代购印度的仿制药只需要900美元，一些患者就选择通过这样的灰色渠道购药。

　　因为销售海外代购的药物是违法的，在有的地方出现过因为销售代购药物被判刑的案例。但是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却是刚性的。以一些肺癌患者为例，在服用一二代肺癌靶向药产生耐药性后，产自欧洲的第三代抗癌药就成为他们的救命药。这种药在中国上市前，从上市较早的国家代购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有的患者甚至不顾风险根据公开的配方，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些药粉，配上淀粉用天平称重量，放在胶囊里面服用。

　　某海外药品代购告诉记者：“这种药没有经过任何的临床试验，患者冒着生命危险，不得不去吃这种原料药。”

　　为了吃上新药，一些大病患者可谓冒尽风险、吃尽苦头。我国市场上的新药、疫苗、医疗器械上市时间大都落后于欧美，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宫颈癌疫苗，它在国外上市近10年之后，在我国才获准上市。根据我国药监部门提供的数据，2001至2016年发达国家批准上市的433种新药，在中国上市的只有133种。近10年在我国上市的29个典型新药，上市时间也比欧美晚5至7年。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认为：“中国在药品的监管领域没有和国际完全对接，没有进行国际互认。你(国外药企)的临床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在中国的申报，这是两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更多把它看成了一种管理权的分割，而没有通过这个权力，看到背后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为了患者的利益。”

　　国内外临床数据不互认，是导致上市慢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临床试验机构少、审批机构专业人员少、审批流程不合理等原因导致我国药品医疗器械发展速度满足不了公众用药的需求。我国药监部门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2015年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国内一些医药企业说到新药审批都很头疼。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飘扬告诉记者：“我们从2001年做的第一个新药是治疗骨关节炎，这个新药研发从申请临床，到批准生产，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一半时间是花在审批过程中，只有一半或者一半不到的时间用在临床试验，所以这10年时间大部分都被耽搁在审批上了。”

政策转变设立四条特别审批通道

　　医药和器械审批慢，新药上市就慢，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用药和治疗，改革势在必行。在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将临床试验机构改为备案管理。临床试验是医药审批审评的关键环节。

　　过去，通过认定的临床试验机构仅600余家，能够开展Ⅰ期临床试验的机构仅有100余家。目前，全国现有各级医疗机构98.9万家，其中三级医院2万多家。从资格认定改成备案管理，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都可能成为临床试验机构。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首席专家王军志说：“所有的临床基地承担临床试验的都是满负荷运转的，包括医疗器械包括药品，上了临床以后都要做临床试验，这个资源现在是不够了。这次改革以后，一方面调动临床大夫和临床医院，承担国家创新药的临床评价积极性。实际上最后的结果还是老百姓受益，让老百姓更快获得创新药。”

　　一方面扩大临床试验机构的数量，另一方面，在《意见》中，明确提出接受企业在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有条件地接受临床试验数据是加快药物在中国上市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医药产业与国际接轨的需要。2017年6月，我国药监部门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的成员，ICH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协调国际药品注册标准。这一行动被看作是中国药品监管向国际标准看齐的标志性事件。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在申请人事先沟通基础上，将临床试验由明示许可改为默示许可。这一字之差，不仅会大大加快审批速度，而且代表着监管思路的重大变化。

　　“产品质量、药品质量不是监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如果生产者抱着一个不正确的心态，去规避监管，那你的产品一定有巨大的风险。”宋瑞霖认为：“所以现在政府部门改革思路，把过于多的前置性的审批，把重心放到过程的监管，这是非常正确的，而且这也是在国际经验上我们论证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

　　现在，为了加速一些用于治疗危重疾病的药品审评，我国药监部门设立了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审批、突破性疗法等4条特别审批通道。

　　药品审评审批的提速不仅对老百姓来说是个好消息，对中国的药企来说，这也是一个大利好，有助于药企增加研发投入、释放创新潜力、提升创新能力，最终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惠及所有民众。

---

2018年5月8日《焦点访谈》

近些年，靶向药、生物制剂等创新型抗癌药物不断涌现，治疗肿瘤在传统化疗之外，有了更精准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这些创新药往往都是进口的专利药，价格昂贵，一般患者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痛点。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要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质量疗效，完善支持政策，加上紧接着出台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这一内一外的变化，让人们对降低药品费用，用上更有效的新药，有了更多期待。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张予辉，在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工作了20多年，20年来，她觉得最难面对的，就是负担不起靶向药物的病人。张予辉的一位病人，只有30来岁，是位癌症晚期患者，因为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物，家属只能选择了化疗。

张予辉说，靶向药要优于化疗药，它的安全性要比化疗药好，毒性小一些。因为这个病人病情偏重，所以她希望给病人用一些毒性小的药物。明明知道有药可救，却又无能为力，作为大夫，张予辉感到很无奈、很可惜，也很难受。

有药用不上，不仅患者痛苦，医生难受，国家也很着急。2016年，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启动，两年时间，通过两次国家谈判，已有近20种抗癌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日前，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对进口抗癌药物实施零关税。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好药。但是，很多大病、特病都是慢病，尽管有政策补贴、有慈善赠药，患者还是要承担部分费用，而且要长期用药，累积下来负担依然很重。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先来看一个例子。吉非替尼是治疗肺癌的特效药物，由美国一家公司率先研发成功，2005年在中国上市。由于此前国内没有替代药物，吉非替尼在国内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每盒高达5000元。2017年2月，国内一家制药企业研发的吉非替尼及片剂上市，每盒价格不到2000元，不仅打破了国外药企的市场垄断，也使进口吉非替尼片的价格，下降了一半。

山东省肿瘤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刘杰告诉记者：“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采用国产吉非替尼进行治疗，国家大约承担两万块钱左右，患者大约承担两万块钱左右，就能得到终生用药，这样对于绝大部分患者都能够承担得起，很多患者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也得到最好的生存。”

可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有在质量和疗效上和原专利药一致的替代药品，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鼓励仿创结合，也就是在研发创新药的同时，大力发展仿制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介绍，仿制药指的是，专利药在它的化合物专利过期之后，不拥有专利的厂家生产的、可以对原专利药进行替代的一种药品，它的研发成本低，可以很好地满足患者，在经济上可以负担得起。世界各国都发展仿制药，对于一些医药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好仿制药，是医药工业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

4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从促进研发、提升质量到支持政策，提出了15条具体意见。我国是仿制药生产大国，近5000家制药企业，99%都是仿制药企业，近17万个药品批文，95%以上都是仿制药。令人尴尬的是，虽然有些专利药，我们已经有了可替代的仿制药，但是医生出于安全性考虑，临床中，还是更愿意使用上市时间长、疗效确切的专利药，患者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大多数也会选择专利药。

为什么医生和老百姓对国产的仿制药信心不足呢？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史录文2014年受相关部门委托，做过一些课题。调研显示，我国仿制药企业长期过度竞争，低水平重复生产，导致药品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公众信心。

因此，这次《意见》提出，要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制定并定期公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将一些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划；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引导企业研发、注册和生产紧缺的高质量仿制药。

傅鸿鹏表示：“主要是鼓励五类药品，一个是临床必需，疗效确切但是供应紧缺的品种，另外一个就是儿童用药，还有就是传染病用药，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用药，最后一种是专利即将到期一年之内，仍然没有企业提出仿制申请的这种药品，重点要引导这类药品的研发。”

要让老百姓对仿制药有信心，关键要提升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我国医药工业发展历史比较短，对药品的监管审批有个循序渐近的过程。国外的仿制药都是按照和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来审批的，而我国2015年才开始推行这项工作。这次在《意见》中又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怎么理解这个一致性呢？国产吉非替尼是国家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第一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它和原研药相比，有三个一致。

某制药企业集团药物制剂所所长助理郑晓清介绍：“第一个一致性是处方工艺和原品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就保障了临床疗效的一致性；第二个一致是产品质量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第三个是临床效果和原品的一致性。在我们的三次临床实验中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看来，要做出高质量的仿制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创新和仿制，似乎是一对矛盾，但实际上，高质量仿制药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它要对原研药品进行彻底研究，同样需要研发和创新。国产吉非替尼的研发，前后历时6年，投入超过1个亿。

某制药企业集团副总裁鲍海忠说：“要做一个好的仿制药，首先是研发，在研发阶段，生产处方工艺的确立、质量标准的设定，已经决定了药品先天的质量；其次是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如何打造与国际发达国家相一致的质量保证体系，对药品生产质量的一致性也十分关键，所以说只有从研发、生产、运输储存各个环节来进行质量把控，进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才能确保最终使用过程中的药品质量。”

因此，在这次《意见》中，从药用辅料到包装材料、工艺水平，再到药品的审评审批、质量监管，对仿制药全产业链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

高质量的仿制药做出来，患者要真正用上，中间还有诸多环节。虽然我们一些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和原研药品一致，但是在市场上的推广却并不理想。有统计数据显示，原研药吉非替尼已经进入我国1200多家医院，而国产吉非替尼仅仅进入我国200多家医院。

某制药企业集团副总裁徐元玲说：“即使是进院以后，使用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比方说有一些省市明确规定，在国家36个谈判品种中，原研药不占药占比，而仿制药占有药占比，如果是占药占比的话，就限制了医院的处方。”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表示：“要想真正让这个产品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后面的政策需要配套，从招标、采购和整个医保报销，进入医院，都需要去构建相应的配套机制。”

因此，在这次《意见》当中，明确提出，要及时将仿制药纳入采购目录，不得对厂家和品牌进行限制，促进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与原研药平等竞争；将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录，在说明书、标签中予以标注，引导激励医生使用，强化药师在药品调配中的作用；同时要加快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和原研药按相同标准支付。

北京朝阳医院总药剂师刘丽宏说：“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放在采购目录里面去，这样就让医生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哪些药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另外一点就是让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优先，它有制度是优先选择仿制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医保支付，按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去支付，这样一个制度的支撑，也对于推动我们仿制药的使用，实际上也是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表示：“2017年的13号文，也专门讲到药师的作用，就是（处方）开通用名，只要是这两个完全一样，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话，我们应该设定一个政策，有药师质检，可以在同一个通用名下，选择仿制药，价格相对便宜的，这样的话提高了医院使用的比例。”

在北京朝阳医院，记者看到，他们开设的精准用药门诊，一个上午患者不断，这是全国首家药师坐诊的用药门诊。在这家医院，医生开的处方，要先通过药师审核，才能到患者手中，药师的作用，在医疗行为中愈发凸显。不仅要让老百姓用上价格实惠的优质药，还要合理用药、精准用药，这是未来的方向。

老百姓能不能用得上、用得起高质量的仿制药，既关系到能不能减轻患者负担、增加用药选择，关系到国民健康水平，也关系到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而要提高仿制药水平，必须得全链条入手，既要从研发生产上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也要从制度上为仿制药的市场推广、供应保障铺路。这次的新政从促进国产仿制药、扩大进口药两端同时发力，可以说，下的是一盘倒逼药企改革创新，增强竞争力的大棋。